1974年12月23日，长沙滴水洞。伏在旧木桌上，铅笔尖在信纸一角沙沙作响——

　　“同志，可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毛 泽 东 一九七四·十二·廿三”

　　这份手令，由周恩来带回北京，锁进西花厅办公桌左下第二个抽屉。抽屉没上锁，但两年间，没人打开过它。

　　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去世。秘书收拾遗物时，在那个抽屉深处摸到一个牛皮纸袋，封口用蜡粒粘着，反面是周总理亲笔：“四届人大·缓议”。

　　破坏“”后的第一个深冬，北京寒气刺骨。1976年11月30日，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举行。会场没挂横幅，灯火调得偏暗——不是为节省，是怕照见太多疲乏的脸。

　　走上讲台时，手里没拿讲话稿，只要一份薄薄的复印件。他没看提词器，目光扫过前排白发苍苍的老人们，慢慢开口：

　　他举起那张复印纸，纸角微卷：“这是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亲笔写的指示。原件现存中心档案馆，编号ZD-1974-112。周总理生前将它压在抽屉里，没履行，也没毁掉。”

　　不是万籁俱寂，而是呼吸声都变轻了——有人下意识摸向胸前口袋（那里还别着周总理像章），有人垂头盯着自己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。

　　这缄默沉静继续了多久？一位参会老记者后来在日记里记下：“我数了十七次心跳。”

　　据《周恩来年谱（1949–1976）》下卷第1892页记载，周总理回京后曾对说：“主席信赖你，党更信赖你。但正因如此，咱们才不能让‘总理夫人’四个字，出现在国家最高权利机关的名单上。”

　　他把任命书压进抽屉，却把调去全国妇联，让她带队赴河北定县考察三个月——住土屋、睡通铺、和妇女干部一同推碾子磨面。

　　所以当1976年12月1日，在会上宣告“现依据毛主席生前组织，增选同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待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追认”时，没人举手质疑，也没人拍手。

　　只要坐在后排的原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，悄然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了擦——她1938年就在延安见过教女工识字，那时就穿戴打补丁的蓝布衫。

　　人的职务，从不来自血缘或恩惠，而来自组织程序、前史功劳与大众公论。

　　接到告诉时，正在收拾周恩来最终一批未阅览的来信。她只问了一句：“恩来的那份手令，原件还在吗？”

　　工作人员答：“在。封存于中心档案馆特藏室，编号ZD-1974-112，从未启封。”

　　它让1976年的冬季，不是完结，而是校准——校准权利与初心的间隔，校准前史与人心的刻度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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